台灣高教體制的問題:高中、大學、研究所

儒家思想深深影響著華人的社會，而台灣的社會其實也是受到不少儒家思想的影響，教育的概念應該也是啊。但奇怪的是，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中(至少我們這一代六字頭的)，國小、國中、高中，老師的給我們的感覺比較像倫語中有提到的，「師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」，強調著身教、言教。


但是到大學以後，就完全不是這一回事了？一個大學聯招後，好像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中。老師在大學時期，似乎變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。和老師接觸的時間短，最多就是一個學期三學分的課，再次見到同一位老師，可能又是數學期後，互動少了，情分似乎也跟著降低。

當然會有人抱持著反對的意見，認為大學本來就是一個主動學習的場所，在大學裡的老師像陳年的好酒、像知識的寶庫，是需要會品嘗和探索的人才有辦法去了解。就像子路、顏淵去觀察著孔夫子言行而得到的啟示和學習一般，大學也是一個需要這樣主動學習的地方。但是就像在第二段所提到的，大學和老師常常只有一個學期三學分的情份，沒有過多的相處時間，學生很難像子路、顏淵一樣做出類似的主動學習。因此大學生和師者的關係，往往是一個所謂的失落的四年。

研究所，又進入了另一個環境，除了修課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和指導教授的互動，因為畢業的門檻最重要的就是通過碩士論文口試，而在期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就是指導教授和研究室的學長姊。因此在這一段時間，學生們花很長的時間待在研究室去學習、分享和交流著看法，隨著不同研究室的不同，也漸漸形成了不同的子文化，因此不同師門畢業的學生，往往有著不同的門風(指研究的態度和方法)。在畢業論文上所受的指導，會影響著學生以後做研究或許遇到不了解問題時解決步驟或方法，即使在同樣系所的學生，也會因為指導教授的不同而有著不同的方式。

因此夏老師在文中所提及的高教體制的乖離現象，應該是指大學教育而言！而這一個部分也是我比較困惑的。其實教育，反應出來的只是社會的期待，而制度也是因應期待而生。目前我們社會的期待是什麼呢？競爭和名次，處在的社會是快速變遷的社會(當然以後的社會的變遷速度會比今日更快)，為了對應目前的社會期待，台灣強調名次的重要性，並不斷的強調創新、快速的創新。

名次代表著競爭力，急功才能反應社會的現狀，當然我們可以了解教育應該不僅僅是這個樣子，但是在強調績效和資源的台灣，制度上以名次為資源分配的依據，在資源分配的考量點，就是多久能夠得到相對應的績效指標結果。這是一個急功近利的考評方式，而這樣的方式不正反應在年輕學子的一言一行之中嗎？

在當然的台灣教育體制中，很難去跳脫上述所談到的。但是當學者在談到新世代時，採用的價值觀和當代社會主流價值有所背離，在批評當前學子的問題時，使用學者在學習成長過程中受到薰陶的想法，但是在實施教育時，卻又反應著現在社會的思維。這樣的思想落差，造成了我們對於每一代學子都有著批判。

這樣的批判是合理的嗎？我並不認為行動劇說明了高等教育的荒謬，觀念 和 行動的落差已經發生，而且我們做的事，應該只是去選擇！

參考來源：

"當今高等教育的現場，我們正在上下共謀地演出一場〈國王的新衣〉荒誕劇碼：教育部、國科會，透過層層關卡、考評、獎懲機制，已使得大學教師忙於生產無關現實與宏旨，卻有「點數」的期刊論文（最好是英文）；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困惑，早成了汲汲營營「向上爬升」的老師們眼中急於踢除的絆腳石；各大學之間與教師之間，不僅排資論輩，更是火速的等級畫分，形成高教體制中的階級社會；在獨尊國立菁英大學與理工醫的邏輯裡，人文、社會科學以及私立學校，只能當個自悲自憐的賠錢貨；對體制不滿的老師為數雖眾，卻是噤聲不語，甚或急於鑽營…。     　高教體制的光怪陸離現象早已不是新鮮事，大學教師的抱怨聲，早已瀰漫在所有大專院校的上空。然而，絕大多數的大學教師卻是敢怒不敢言，心裡即便百般不屑，仍繼續玩著向英美投降、力求能快速集得點數以攀爬學術階梯的遊戲。     　在這個體制裡的大學生，從老師們的身教到底學到了什麼？究竟是追求真理、公義，亦或是虛偽、攀附權貴、製造與鞏固階級社會？在我們批評年輕學子沒有社會意識、急功近利時，是否曾反省：下一代的價值與行為，正是我們這一代的教育成果？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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